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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杭报刊发《从“法律孤儿”到社区守护》系列报道后，引发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。随着人民法院一纸判决，在上城区凯旋街道南肖埠社区，因父母离世成为“法律孤儿”的55岁的重度智力残疾患者徐晓（化名），正式开启了由社区接棒监护的新生活。这个看似特殊的案例，实则揭开了我国残疾人托养体系转型的冰山一角。 数据显示，仅上城区2.53万名持证残疾人中，智力和精神残疾群体占比超过20%。类似徐晓的困境，正从个案演变为社会课题。上城区残联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，近两年在日常走访中，不少残疾人家长表达了同样的担忧。比如，一位60多岁的父亲，现在独自照顾43岁的智力残疾儿子。“等我照顾不动了，儿子怎么办？” 近期，记者陆续收到了来自杭州多个社区的反馈。比如西湖区北山街道金祝社区，从2007年开始就照顾着患有精神二级残疾的王英（化名）。王英今年56岁，未婚未育，亦无亲属；鉴于其特殊情况，社区把她送至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（简称“七院”）护理，帮她出租房子，并为其设置专门的账户用于她的照护。 18年来，金祝社区的社工们习惯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接到一通来自七院的“特殊点单”电话：“我是王英，我要巧克力味威化饼干、QQ糖、糖炒栗子……”无论当天值班的是谁，大家接到电话都会认真记下需求，转交给社区残疾条线工作人员。 如今负责采购配送这一“定制单”任务的，是社工赵亓。她手中有一个社区接力保管的记账本（上图），记者看到上面贴满了每一单的购物凭证和账目明细，最早的能追溯到2018年，而有些购物小票早已褪色。 “除去医保统筹基金和大病基金后，王英最近半年住院费个人自付约9300元；而她目前能享受的残疾人重度护理补贴、精神住院补助等加上3000元/月的房租，足以保障她余生无忧。”赵亓说。 但这仍难掩现实的隐忧——金祝社区党委书记朱民军坦言，社区条线人员流动性强，像赵亓已是社区第4任“接棒手”，社区工作人员负责工作内容多且繁杂，做好相应的社区工作没有问题，但不具备专业的养老及护理经验，“如果能有第三方专业的社会组织承接服务，会不会更好？” 这种担忧在学界也引发强烈共鸣。对中国社会保障历史有多年研究的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周膺说，在残疾人权益保障和福利促进机制方面，需要多方共同努力。当亲属缺位时，由基层组织担任监护人的案例为类似困境提供了范本，但托底能力正面临考验，配套措施必须跟上。 “社区不是万能药，需配套资金、专业培训，绝不能让好事变成‘甩锅’。”周膺呼吁建立监护监督机制，应当积极探索解决路径，如增加居委会法定职能、设立政府承担主体、认定志愿者主体等。他特别强调，上海闵行区、广州荔湾区已率先成立专业社会监护组织，这种将行政职能与专业服务分离的创新模式，或为杭州提供了转型思路。 一个个“徐晓”“王英”的生存质量考验着城市的文明刻度。如何构建政府主导、专业介入、社会参与的多元监护体系，将成为破解“法律孤儿”困局的关键。杭报诚邀社会各界建言献策，如果您有好的建议，欢迎联系我们。